于我而言，十八岁令我联想起一种非常工业化的气味——方便面，每天临睡前的夜宵。这并不意味着我的十八岁有多黑色，恰恰相反，我早在当年的三月份便获大赦，是最早一批的直升保送生。换言之，在绝大部分同龄人获得终生难忘的黑色记忆的同时，我度过了一段几乎空白的日子。学生时代的时间观念就是一张满满腾腾的课程表，藉此来分割上午、中午、下午、晚上。因此，突然之间可以扔掉课程表，如同从高压气舱一下子给甩到没有引力的太空。于是，我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用来挥霍，睡觉时间越来越晚，因为第二天可以睡到日上三竿，似乎这样是和课程表式的时间意识最彻底地决裂。睡觉晚了，离晚饭的时间远了，自然肚子会饿，正巧亲戚送了一箱方便面，是从航行日本的鉴真轮上带下来的，形式不同于当时市场上有卖的所有方便面——桶状，调料粉直接洒在面上，冲泡尤其方便，量不多，而味道奇鲜。过了不多久，这种方便面也出现在身边超市的货架上，叫做“开杯乐”。但至少在我一天一碗消灭整箱的时候，还属于比较新鲜的味道，妈妈也不再为我今天炖只鸡明天蒸条鱼补脑而忙碌了，似乎果腹的印象，最深刻的竟然就是每天临睡前的方便面了。

直升以后仍然要去学校，当然可以任意迟到。如果是在教室里就只允许朝着黑板发呆，不可以做任何诸如讲话、睡觉、看报纸、看闲书等等一干事情，理由很简单，以上诸项均有可能对大部分水深火热的同学形成刺激。于是我就溜出学校四处游荡，但实际上可去的地方也很寥寥。麦当劳在十八岁的时候仍然属于奢侈的去处，星巴克更是还没有登陆上海。那时候网吧才零星开了几家，但白天跑去很容易被当成逃学少年，遭遇各种语重心长的盘问。好在很快学校交给我一件如今看来也仍然非常繁复且责任重大的工作，即组织本届毕业生的毕业典礼和十八岁成人仪式。但在当时似乎并没有觉得筹备这样一场活动的难度有多大，反而在今天以媒体为业，天天与人 打交道的时候回想，觉得当时真是非常之幸运，所有需要联络的人都是何其善意，使我没有在组织联系的任何一个环节得到刁难，在今天看来简直就是日常工作。隔了五年并算不得隔了一个时代，只是因为当时根本没有一分预算，也没有任何预算的概念，面对一个不晓得“规矩”的小孩子，大家都愿意抬抬手，回味懵懂的可爱吧。

忙碌是可想而知，从节目单的字体到拉水深火热的同学当演员，事无巨细，大概老师也正为了保证升学率而焦头烂额，所有筹备工作几乎就在放任自流的状况下进行。当然不是只我一个人在做这样一件事情，还有几个直升的伙伴，在学校会议室里泡方便面会餐，回忆里充满了愉快的味道。愉快的感受在今天回想，就是因为那种可以不按照任何时间表的随心所欲。

但是典礼和活动依然要在时间表里面完成，当时遇到最大的一项挑战，就是要买到一对一米以上的瓷花瓶，并写上“母校留念——98届毕业生“云云的字样。老师从年纪活动经费里拿出1000元，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巨款。我们分在几个人身上各藏一点集体出动逛商场。现在想起来当时对上海商业网点的熟悉程度，简直连入门级都不到，而上海街头也没有出现像今天这样经常能够看见的瓷器展销。我们跑了整条福州路，跑到国际饭店边上的工艺美术品商店，理想中的花瓶是有，可标价都再万元以上。跑了一下午，可几个人都没有觉得沮丧，毕竟已名正言顺的理由在上课时间跑出去逛街，实在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最后预算以内的瓷花瓶是在哪里买到的已经记忆模糊了，只是记得在毕业典礼现场，把这对瓷花瓶搬上舞台，由校长接受，那种专业的感觉非常之爽。毕业典礼结束，是十八岁成人仪式。当事者其实是体会不到这个仪式有多少非同寻常的意义的，以至于我几乎不记得自己筹备的、自己主持的成人仪式是如何一个仪式。但对更广大的同学们说来，之前没完成的习题，之后一样要完成。改变是在许多微妙的地方，比如，毕业典礼以后，大家停课回家复习，而我在几天后就一个人背着包跑到北京玩了十天。第一次单独出门，在自己和父母看来都是顺理成章，没什么担心，十八岁的好处就在这些地方潜移默化地显示出来。

我赶在高考那天回到上海，还记得是非常炎热的一天，以至于穿得汗衫背上的烫花几乎要被烤化。我到考场外边送考，混迹在焦灼等待的家长之中，很快觉得没人在乎我的心意，于是就又离开了上海，去了西安。火车摇晃的时候，第一次感到十八岁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