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那张“学生证”收起来的时候，我十八岁。

从有了那张“学生证”开始，我就有了自己有生以来的第一张证件照。记者拍照的时候，让自己笑，其实，我平时笑起来不是这个样子，用现在的腔调，会叫一句：“怎么会‘将紫’（这样子）的耶！”男同学就更离奇了，他们个个都像要被枪毙的犯人，呆滞的眼光，愣愣的，新剃的头，衬衫的纽扣一直扣到最上面的一粒。

凭着这张“学生证”，上我的“上海市桃浦中学”，进校门要出示；还可以凭“学生证”借篮球、足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的球拍；“学生证”放在自己的第一只塑料夹子里，有一面是透明的，出示的时候就把票夹抽出来；可以看见里面还有几角纸币，电影票的票根，样板戏图案的年历卡；这时候的男孩子，会有一串钥匙，都挂在钥匙圈上，“倾倾匡匡”地吊在裤带上，上面还有汽水瓶扳头，是各种各样形状的，也有指甲钳、小洋刀马、折叠式的旅行剪刀；女孩子，会有一个用玻璃丝带编起来的小金鱼什么的；这些是当时一个青春少年最时尚的物件。

新发的语文课本里，是“两报一刊”社论，是毛主席的著作《别了，司徒雷登》，古文是《叶公好龙》，因为毛主席的《湖南农名运动考察报告》引用过。英语课本的第一句是马克思的话：“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门武器。”就从“LONG LIVE……”“A LONG LONG LIFE TO……”开始，全是“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是我们的司令”这样的英文句子，让现在的外语高材生，也得辨别好一会儿。数学的应用题，都是要我们计算：“向阳小学的同学参加学农……我们全天共锄了多少地？”诸如此类。几何题比较有趣，椭圆形，是让我们用圆规画农名拉大粪的车，弧与弧的连接；而三角形，是战斗机的机翼。化学课，让我们配农药，到最后都要加入H2O，也就是水。物理老师来是要给我们说拖拉机的传动皮带轮，还把一大堆电线和几个灯泡连接起来，他把电线说“导线”，说“串联”“并联”什么的，比较学术。卫生老师教我们包扎，特别是头部受伤后的包扎，骨折后的固定，没有木板用树枝也行；我们便互相用纱布包头，贴橡皮膏，贴成“井”字；她还教我们打金针，那时候叫“新针疗法”，在黑板上挂一幅人体穴位图，是赤裸裸的；我们都有把这词儿念“赤果果”的经历；人体图上标了斑点，都是好扎针的地方，看着让人感到到处生疼；她最经典的句式是：“我们，比如说 ，大人养小孩的时候……”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大人养小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那时候，我们在接受男女生理结构的不同变化。男孩的嗓子在变粗，但先会变细，变尖；女孩子，开始“每个月有几天身体不好”了。

青春是一次神秘的经历，好像现在才被发现——曾经是这样的美妙；是嘴边的一首歌，前额的一簇刘海，辫梢的一截红头绳，脚上的一双“丁字型”皮鞋，一只“假领头”……青春在十八岁的时候被碰响。学校的麦克风里在播送“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并且通知“所有毕业生的学生证都要收缴”。这是最后一次听学校的广播，然后，就这样离去。

“学生证”被我悄悄地留下来了。那一瞬间我的内心发生了什么？这是我当时并不知晓的秘密。我所知道的，就是我离去了，总得带走一些。“学生证”，成为我探究和证明我的青春岁月的第一个契机，它使我时常想起我的歌，和我的十八岁，并将它永远附注于我的生命体验。生活的大门从此——开启，我走进去，走出来，再走进去，知道永远。